澳门浮世绘《2》

上上签

下篇：赌桌之外
第二天早晨，我在酒店房间里醒来。阳光透过窗帘缝隙，在昂贵的地毯上切出一道明亮的线。昨夜赌场的声光色影在脑中回放，像一场过于真实的梦。我冲了个澡，换了衣服，决定去看看阿杰口中“另一个澳门”。
走出酒店，拦下一辆出租车。“去福隆新街。”我对这个在旅游指南上被标记为“手信一条街”的地方早有耳闻，但阿杰说，那里藏着澳门赌博史的另一个切面。
车子在老城区狭窄的街道间穿行。与路氹城那些巨无霸建筑相比，这里的街道只能容两车交错，两旁是斑驳的骑楼，阳台上晾晒着衣物，花盆里探出三角梅的嫣红。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：早点铺蒸腾的热气，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，老人坐在门廊下摇着蒲扇。这里是真实的、呼吸着的澳门，与那座用金钱堆砌的不夜城平行存在，却鲜有交集。
福隆新街不长，大约两百米。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，两侧是两层高的中式建筑，红窗棂，灰砖墙，屋檐下挂着灯笼。白天，这里大多是售卖杏仁饼、猪肉脯、蛋卷的店铺，游客熙攘，试吃碟递到面前，空气里弥漫着甜腻的香味。但阿杰告诉我，在几十年前，甚至更早的岁月里，这条街是澳门最有名的“烟花之地”，赌场、妓院、茶楼比邻而开，是澳门博彩业草莽时代的缩影。
我走进一家老字号饼家，买了几盒杏仁饼。店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会说一些普通话。结账时，我试着问：“您在这里开店很多年了吧？”
“三代人啦。”他笑着，露出缺了颗牙的笑容，“我爷爷那辈就在这里。”
“那时候……这条街是什么样子？”
老人眯起眼睛，望向门外：“热闹啊。晚上比白天还热闹。赌档开在二楼，从窗户能看见里面的人影。妓院在隔壁，姑娘们坐在门口……”他摇摇头，没有说下去，只是补充道，“都过去啦。现在干净了，做正经生意。”
我道谢离开。走出店铺时，看见对面建筑二楼的窗户，红漆已经斑驳，但窗棂的雕花依然精致。可以想象，很多年前，某个赌徒就站在那样的窗户后面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盯着桌上的骰子，押上他所有的希望，或者绝望。
下午，阿杰带我去参观澳门大赛车博物馆。路上，他告诉我：“澳门人看赌博，和你们游客不一样。”
“怎么说？”
“对我们来说，赌场是工作，是税收，是生计的一部分，但不一定是生活的一部分。”他握着方向盘，目视前方，“我小时候，家里人就告诉我，赌场是去上班的地方，不是去玩的地方。很多澳门人在赌场工作——荷官、保安、清洁、管理——但他们自己很少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“看太多了？”
“对。你看得见机器是怎么设置的，看得见概率是怎么计算的，看得见人是怎么输光的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我姑姑在赌场做了二十年荷官。她说，赌场里只有两种人永远在笑：赢了大钱马上离开的人，和从来不下注的人。”
赛车博物馆里陈列着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的历史。这项创办于1954年的赛事，是世界上唯一同时举办汽车比赛和摩托车比赛的街道赛，东望洋赛道以狭窄、多弯、危险著称。我在展示柜前驻足，看着那些老照片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车手，穿着简陋的皮衣，戴着护目镜，在如今看来像古董的赛车里，以疯狂的速度飞驰在澳门狭窄的街道上。那是一种更加直观的赌博——用生命做赌注，与重力、摩擦力、离心力对赌。
“赛车和赌博，在澳门有种奇妙的相似性。”阿杰不知何时走到我身边，“都是冒险，都是概率游戏，都能让人上瘾。但至少，”他指了指墙上一张车手冲过终点的照片，“赛车的结果，靠的是技术、勇气和准备。而赌场里的结果……”他没有说完。
黄昏时分，我们登上大炮台。这里是澳门半岛的制高点，建于17世纪，当年用于防御海盗。如今，炮台仍在，炮口指向的已不是海面，而是那片日益扩张的填海区。站在城墙边眺望，整个澳门尽收眼底：老城区的红屋顶密密麻麻，像儿童摆放的积木；远处，路氹城的巨型建筑在暮色中开始点亮灯火，一点点，一片片，最终汇成那片令人目眩的光海；更远处，港珠澳大桥如一道细线，蜿蜒伸向海平线。
“很分裂，对吧？”阿杰说，“一边是几百年的老城，一边是十几年前从海里‘长’出来的新城。一边是生活，一边是生意。”
海风吹来，带着凉意。我想起昨夜在赌场看到的那个人们：那个输光后茫然坐着的老妇人，那个面无表情不断拉老虎机的老太太，那个在21点牌桌前冷静下注的中年男人。他们来自哪里？为什么坐在这里？今晚离开后，他们会回到怎样的生活？
“澳门去年博彩毛收入是多少？”我问。
“大概两千亿澳门元吧。”阿杰说，“相当于每天有超过五亿在赌场里流动。但这些钱的大头，都被外资赌场拿走了。澳门政府能分到税收，普通人能分到工作，但真正的利润，流向了华尔街、拉斯维加斯、香港。”
夜色渐浓，赌场区的灯光越来越璀璨，在渐暗的天幕下，像一堆被精心摆放的钻石。不，不是钻石，是诱饵，发出炫目的光，吸引着飞蛾从四面八方扑来。
“想去看看平民赌场吗？”阿杰忽然问。
“平民赌场？”
“就是本地人去的小赌场，不在那些大酒店里。”
我们驱车来到下环区。这里没有豪华度假村，只有普通的居民楼、小店、菜市场。阿杰带我走进一栋不起眼的旧楼，沿着楼梯上到三楼。门口没有招牌，只有一个摄像头。推开门，景象与威尼斯人天壤之别：一个大约两百平米的大厅，摆着十几张赌桌，玩的是“百家乐”、“大小”、“牌九”。装修简陋，灯光是普通的日光灯，有些刺眼。赌客大多是中老年人，穿着汗衫、拖鞋，很多人手里夹着烟，空气里烟雾缭绕。筹码面值很小，我看到有人押十元、二十元。荷官不像威尼斯人里那样年轻精致，有的是中年大叔，穿着皱巴巴的衬衫，动作没那么优雅，但同样熟练。
这里没有压抑的兴奋，只有一种麻木的日常感。人们小声交谈，互相借火，抱怨手气。一个老头赢了一把，高兴地拍了拍桌子，掏出一包廉价香烟散给周围的人。输了的，摇摇头，继续下注。这里赌的不是一掷千金的刺激，而是琐碎的、日复一日的、对微小运气的依赖。
“这才是大多数澳门人接触的赌博。”阿杰低声说，“不是为了一夜暴富，更像是一种习惯，一种消遣。十块二十块，消磨一个下午。”
我们看了一会儿，没有下注，悄悄离开。
走在回酒店的路上，我问阿杰：“你觉得赌博是什么？”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在我爷爷那辈人看来，赌博是一种选择——你选择用运气挑战命运。在我爸爸那辈人看来，赌博是一种生意——澳门没有资源，只能靠这个吃饭。在我这辈人看来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赌博是一种代价。我们得到了工作，得到了税收，得到了繁华，但付出了什么？也许要很多年后才知道。”
回到酒店房间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最后一次眺望这座城市的夜景。赌场区的光芒依旧炽烈，像永不熄灭的火焰。但我知道，在那些光芒照不到的角落，在老城区的陋巷里，在普通澳门人的生活中，有一种更加真实、更加复杂的生活在继续。
第二天，我登上离开澳班的飞机。起飞时，透过舷窗，我看到那片人工岛屿在阳光下闪烁着金钱的光泽，而与之相邻的澳门半岛，那些红色的屋顶、狭窄的街道、古老的炮台，静静躺在历史的阴影里。
空乘开始分发入境申报表。我在“职业”一栏写下“作家”，在“访问目的”一栏写下“旅行”。然后，在表格的空白处，我无意识地画了一个骰子，三个面朝上：一点、三点、五点。
总和是九，小。
但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只分大小、不论其他的世界。飞机爬升，穿过云层，澳门渐渐缩小，最终变成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点，一个混合了欲望、历史、生存和矛盾的，复杂的点。
而我知道，无论飞多远，那片金色的迷城，和那些在赌桌前、在老虎机旁、在生活里下注的人们，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，像一颗沉默的骰子，在某个看不见的盅里，永远旋转，永不落地。

hanzton

拒绝赌博诱惑，回归幸福家庭。